同时，为了弥补机器学习方法在因果推断领域的缺憾，归纳法律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与成因，还需要创新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主要是使用诸如随机实验、断点回归、双重差分、工具变量等方法，在实验室条件下或者随机田野试验的条件下不断探索法律规范、法律政策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因果律。

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入国际议程，西欧、北欧等部分西方国家也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美国仍然我行我素，不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还在实践中坚持单一、僵化的人权观，片面强调作为人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从古至今，不同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倡导对人的尊重，法治和人权思想在其中萌芽生长。

进入专题： 中华文明史 人权 。在任何社会，离开历史、文化与文明去割裂看待人权问题，都是有失偏颇的。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关注人权？首先，从国内法出发，各国不仅要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也要尊重他国求生存、谋发展的愿望。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发展权的决议时，美国一再成为投反对票的国家。比如儿童权利实践方面，现在特别强调倾听儿童的声音，尊重儿童主体地位，包括尊重与身心成熟程度相适应的判断权，而不是仅把儿童当保护对象。

这种做法不符合西方文化主流，只是片面地从西方文化中选取了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不只有差异 中西方人权观有相通性 作为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共同成就，人权的基础或本源是什么？这是个哲学和文化问题。现在普遍使用的党内法规概念来源于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对毛泽东1938年党规概念的修改。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之下，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庞德的名言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表达了变革时期资本主义法治被动应对社会变化的事实，那么习近平同志的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动变革性。【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社会主义政治 社会主义法治 党内法规 国家法律 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多次讲、反复讲，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了集中阐述。规范党的对内治理的法规即党内法规，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事实际上，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党规概念：从中央以致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012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党内法规定义是：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决定共产党既不能保守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来逐步消灭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不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可能就不需要全面依规治党，如果不要求党的全面领导也不会显示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规治党的重要性。国德是公民自愿遵守的，但并不排除其中一类人自我选择必须遵守其中部分国德，此时国德就成为该部分人的法律（所有人的愿望的道德成为了部分人的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就是这样的法律。[19]如果我们从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强调几个阶级联合执政的背景来看，就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将党规修改为党内法规，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将党内法规概念再次恢复为党规概念十分必要。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都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性。

[12]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就可以理解长期困扰中国法学界的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当前，党导法规是作为党内法规的一部分被包含在党内法规之中的，名不正言不顺，给予国内外反华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专制或者独裁以口舌。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领导党的本质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理解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就能够理解第一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第二个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个坚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第四个坚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第六个坚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富勒假定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相同，然而事实上，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也有可能不同，一类人的义务的道德可能是另一类人的愿望的道德。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内法规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国家规定所有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公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对于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习近平同志更是信手拈来：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一般政党不同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执政，而且是为了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来领导人民走向解放。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关于治党与治国的关系，邓小平在1978年明确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包括一块奠基石、两个基本原则和三法一体。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从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到最高的愿望的道德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愿望的道德性越强，对规范主体的要求越高。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10]社会主义政治的两个特征就是习近平同志讲话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这个原则至今为止仍然是党中央所坚持的，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从人类法治历史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登上历史舞台，将替代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法律人视为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法治模式。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9]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首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因此，就党内治理而言，坚持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

首先，中国必须走法治道路。作为新范式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十一个坚持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并且可能有更多的坚持需要提出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2021年12月20日，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再次做出重要指示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一手遮天、无法无天，根本不把法当回事，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规定的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不同，党员只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不仅仅必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而且必须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